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原标题：揭黑龙江农垦式腐败 官员被调查时逃跑跳楼自杀
“树枝、树杈都快扒光了，树干自然也就显露出来，最后轰然倒掉。”黑龙江省农垦系统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如此形容本系统的腐败情况。
11月27日晚上近10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隋凤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http://www.pifpin.com/public/uploads/baseimg/news_images/2014/1206/20141206094800610.jpg "\")
隋凤富
上述农垦系统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隋凤富被带走调查之前没有任何征兆，“很突然，我是第二天早上才知道隋被带走调查的消息。”
此前两天，隋凤富参加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27日当天，隋凤富还在农垦总局布置工作，指导宣讲团集中宣讲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和黑龙江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精神。晚上下班后，隋旋即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隋凤富系中共十八大后黑龙江省首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消息甫一公布，立刻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隋凤富被调查前，黑龙江农垦系统已有多名官员及下属企业“一把手”先后被调查，且有亲属涉案。
塌方式腐败
10月28日，中央巡视组向黑龙江省领导班子反馈情况时称，有的地方和单位党政一把手连续发案，农垦、森工、煤炭系统及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领域违纪违法案件频发。同时，中央巡视组提出，要严肃查处农垦、森工、煤炭系统及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领域的违纪违法问题，着力查处一把手顶风违纪案件。
一个月后，11月27日，曾长期担任黑龙江省农垦系统一把手的隋凤富被带走调查。
在此之前，黑龙江农垦总局下属管理局已经有多名官员相继被调查。
黑龙江农垦总局下属有九个管理局，分别是农垦北安管理局、农垦宝泉岭管理局、农垦红兴隆管理局、农垦建三江管理局、农垦牡丹江管理局、农垦九三管理局、农垦齐齐哈尔管理局、农垦绥化管理局、农垦哈尔滨管理局。
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9月17日，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绥化管理局原局长、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副巡视员于胜军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2014年3月17日，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九三分局原党委副书记、局长张桂春因严重违纪行为、并涉嫌犯罪被双开；4月15日，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原党委副书记李涛被开除党籍、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8月6日，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北安管理局原党委书记许先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8月11日，黑龙江农垦总局齐齐哈尔管理局原局长杜增杰被开除党籍，并立案调查。
由此可知，垦区西部四个管理局皆有官员被调查，即九三、齐齐哈尔、北安、绥化。其中，隋凤富曾在九三管理局担任过局长。
除上述人员被调查以外，《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还独家获悉，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下属两名企业负责人也相继被调查。
据知情人透露，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九三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田仁礼已被有关部门调查，具体被调查时间尚未得知。关于田仁礼的传闻，九三集团对外的口径是“他退休了”。今年5月份，就有媒体报道田仁礼“失联”的消息，称田仁礼为“非典型退休”。
九三集团是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的下属企业，是北大荒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首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是集贸、工、农为一体的大型大豆加工企业集团。年加工大豆总能力已达1200万吨，销售收入超过400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60亿美元。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田仁礼案已经快要进入起诉阶段。
此外，《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还获悉，原农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成寿也被有关部门调查。据知情人透露，朱成寿涉案系黑龙江农垦总局齐齐哈尔管理局原局长杜增杰案牵出。今年6、7月间，朱成寿在海口机场被黑龙江省拜泉县检察院办案人员带走。在拜泉县接受调查期间，在一次上厕所的时候，朱成寿称没有卫生纸，趁看守所人员取卫生纸的机会，朱成寿逃走，并在附近一栋新建楼房的六楼跳楼自杀身亡。
10月间，拜泉县检察院向建工集团进行了正式通报，并宣布朱成寿案已结案。
黑龙江农垦建工集团也是黑龙江农垦总局的下属企业，是集规划设计、建筑施工、路桥施工、消防电气、水利水电施工、房地产开发、技术培训为一体的综合性、工程总承包、国际工程承包、跨行业、跨地区施工的国家一级资质大型公司。集团下辖各类子(分)公司共计38家。
据知情人透露，朱成寿在2012年从建工集团退休，但仍担任黑龙江农垦泰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今年9月28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了变更，朱成寿不再是该公司法人。
2010年9月，九三粮油工业集团、农垦建工集团曾获黑龙江省优秀企业称号，田仁礼、朱成寿也分获黑龙江省优秀企业家称号。目前，有关部门没有正式对外公布有关田仁礼、朱成寿被调查的消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向上述两家企业核实相关信息，对方均告知不了解具体情况。
由于隋凤富刚刚接受调查，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其与前述官员和企业负责人被调查是否有关。但是，作为曾长期担任总局党委书记的隋凤富，在如此之多下属相继被调查的情况下，其主体责任难辞其咎。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还获悉，隋凤富的外甥女曲春玲(隋姐姐的女儿)在黑龙江省农垦广播电视系统工作，今年年初已被有关部门调查。据知情人透露，垦区某场长涉嫌向曲春玲的银行账户汇入200万元，后来该场长案发后，曲春玲随即被调查。
12月1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黑龙江省农垦广播电视局核实曲春玲被调查信息，该局负责人称，曲春玲很久没有来单位上班，单位也没有接到相关部门通报。这位负责人还表示，曲春玲不是在单位被带走的，因此对于她的情况单位也不知情。
外甥女曲春玲涉案是否牵连到隋凤富本人，目前尚未得到证实。
毁誉参半
2013年1月，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局长隋凤富被任命为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由此步入副部级官员行列。3个月后，隋凤富才辞去局长职务，但仍旧继续兼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的职务。
直至被调查，隋凤富已经在黑龙江农垦系统工作了37年时间。
上个世纪70年代初，隋凤富从山东来到遥远的北大荒，投奔其姐姐。据知情人透露，隋凤富一直对姐姐一家心存感激，对待姐姐家的孩子甚至比对待自己家孩子都好。
1977年，隋凤富成为黑龙江省最东部地区八五七农场的一名职工。后来，在八五七农场，隋凤富又当过工会主席、队长、农场场长、党委副书记。
在此期间，隋凤富曾获得一系列荣誉称号：1989年被评为黑龙江省的售粮模范；1990年被评为全国农垦经营管理能手；1991年荣获“全国农村青年星火带头人”称号；1992年被授予“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这些荣誉称号，为隋凤富以后仕途晋升奠定了基础。1999年7月，隋凤富从黑龙江最东部调到省最西部的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九三分局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半年后，隋凤富成为该分局的局长，相当于县处级干部。
2003年6月，隋凤富调到哈尔滨，升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副局长、党委委员；两年后，隋凤富再获晋升，成为农垦总局局长。
从2008年2月至2013年4月，隋凤富身兼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局长，长达六年时间，其权力在农垦系统达到了顶峰。
隋凤富主政期间的政绩之一，是修建建虎高速公路。建虎高速公路是从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分局到鸡西市虎林的一条全新的省级高速公路，公路为双向4车道，从2009年8月施工，到2011年10月项目完工。公路建成后，乘车从建三江分局到虎林市，路程时间由原来的5个多小时缩短到不足2个小时。
对于建虎高速公路工程，有人提出非议称：“虎林是中国最东部城市之一，往来人员本来就少，在原有公路旁修建如此宽的高速，造成资源浪费。建虎高速建成后，每天车流量非常小就是例证。”
此外，隋凤富主政期间的另外一个政绩，就是推动垦区进行小城镇化建设。黑龙江省垦区有9个分局、113个农(牧)场及若干分场，自然形成了140多个小城镇，还有2200多个生产队(居民点)，呈自然村落状态分布在垦区各地。隋凤富提出构建“四五”城镇体系，即分别按照地级市、县级市、乡镇级和新农村标准，规划建设5个中心城、50个重点镇、50个一般镇和500个管理区。
从2008年开始，黑龙江省垦区开始大力推进“撤队并区”，截至2012年，垦区将2600多个生产队和居民点合并为100多个小城镇和500多个农业管理区。
最近两年，有多位领导参观过黑龙江农垦的小城镇建设，也有不少外地官员来垦区学习小城镇建设经验。
“垦区小城镇建设得十分漂亮，道路修得很整齐，垦区的现代化大农业水平已经可以和发达国家媲美。”一位曾经参观过黑龙江垦区小城镇建设的领导如此评价说。
但隋凤富主导推进的小城镇建设也遭到当地人的不少非议。甚至有当地人士曾撰文予以批评：“小城镇建设不能一刀切。很多农场，尤其是西、北部局的农场，贫困的居多。农场职工多数收入少，不具备在场部住楼房的各种条件。”
该人士还举例称，仅以绥化局的和平牧场、肇源农场为例。这两个农牧场受干旱地区的影响，职工收入一直不稳定，外出打工的职工每年收入一般在3万元以内。以一个3口之家为例，有一个上大中专的学生，费用均在5000元以上；缴纳社会各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也在5000元左右；一栋70平方米的楼房，取暖费用在2000元以上，每人最低生活费用每月300元；再加上日常的一些交际、生老病死的开支，3万元几乎没有剩余。而如果不在场部居住，留在生产连队，蔬菜、取暖等够自给自足。
该人士进一步批评称，垦区的小城镇建设一刀切，首先助长了基层农场一把手“无法无天”的权力；二是通过大兴土木基建、发包工程，滋生了官员腐败；三是违背了民心、民意，造成了民怨、民骂，小城镇建设垦区不少农场发生了强拆事件；四是违背了自然规律，刻意搞雕梁画栋，劳民伤财；五是由于农垦总局、分局层层下达小城镇建设指标，造成了干群关系紧张、出现了不稳定的上访因素。因此可以说，一刀切是典型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一个穷人，非要买块金表来戴，这正常吗？这就是在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一位不愿具名的黑龙江农垦总局前领导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抱怨道。
体制之弊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的黑龙江垦区，每到国家粮食出现短缺时都发挥了应急作用，比如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特殊时期，因此被誉为靠得住、调得动、能应对突发事件的中华大粮仓。
黑龙江垦区的模式颇有特点。例如，在探索和处理特殊体制和市场间的关系时，黑龙江农垦推行“内方外圆”的策略：在垦区对外方面，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但在垦区内部的计划和安排，要求很严格，必须“上下同吹一个调”，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在这方面，依然保留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
这种方式同样被用在土地承包经营上。黑龙江垦区耕地总面积4500万亩，垦区土地在多数农场实行“两田一地”制土地承包经营，即将职工承包土地分为基本田、规模田和机动地。
所谓基本田就是基本生活和社会保障田，基本田以农场或管理区为单位，分配给其范围内的农业从业人员。规模田是指为规模化、市场化经营田，以管理区或农场为单位，按照市场配置资源原则，通过竞争方式承包。机动地承包费则是实行市场竞价，主要用于新增农业劳动力安置和基本建设占用土地、自然灾害损毁土地的调整。
据知情人透露，按照文件，土地流转是要通过竞争方式发包，但是，现实中农场场长对于土地承包拥有决定的权力，缺乏竞争和招标程序，或程序被虚置。
“近几年土地对外承包大约是300-400元，垦区耕地总面积是4500万亩，仅就土地一项，农垦总局收入就相当可观。”知情人说。
在隋凤富主政期间，作为黑龙江农垦的上市公司“北大荒”涉嫌非法信息披露，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是由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独家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3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北大荒自1998年成立以来，地租就成为这家号称“中国农业蓝筹第一股”公司的生存之本。2002年3月29日，北大荒进入证券市场，16家农业分公司所拥有的62.4万公顷耕地与24万公顷可垦荒地带来的土地承包收入，成为北大荒最稳定的收入来源。
2013年，北大荒地租频遭媒体质疑。有媒体以《北大荒1.9亿“蒸发”调查：子公司对外拆借频现“黑洞”》 《北大荒地租迷局：超千万亩农地只收20亿？》为题进行报道。
根据北大荒农垦集团官网提供的数据，其2013年的年营业额已经达到1100亿元。农垦总局由此掌握着庞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是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与农业部的直属机构，管辖着4260万亩耕地，583个管理区；558个国有及国有控股非农企业，614个非公有制企业；750多个教科文卫等公益事业单位，并且拥有相应的公检法系统，形成一个封闭式的“王国”。
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后，中国各地农场都逐渐开始公司制改造或属地化管理。黑龙江省也曾尝试让县承担起社会职能，让农场与地方政企分开，比如友谊县和虎林县曾两次试点改革，但都以失败告终。
1998年3月，国务院成立了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总公司与黑龙江农垦总局属于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黑龙江农垦总局既承担企业经营职能同时又承担着社会和民生职责。有人将这种体制称为“亦城亦乡、亦农亦工、亦政亦企”。
2006年12月，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支持垦区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垦区是相对独立的特殊经济社会区域，按照“人大立法授权，政府依法派出，农垦区域管理，内部政企分开的原则，对农垦总局、分局、农场分别比照市、县、乡级政府明确为行政执法主体。
农垦总局、管理局、农场社会行政管理委员会对垦区行政工作实行区域管理；北大荒集团总公司、分公司、国有农场等，实行母公司管理体制，两者在职能、机构、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相对分开。
据一位农垦退休领导干部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尽管采取了政企、社企内部分开的一些措施，但很多职能交叉，经费预算控制也难以实现。虽然是挂有公司牌子，但实际上没有按照公司制运作。
在隋凤富主政期间，黑龙江农垦这种政企合一的体制还通过地方立法予以固化。
2010年10月，黑龙江省人大通过了《黑龙江垦区条例》，赋予省农垦行政执法权，总局相当于市级政府，下属九个管理局相当于县级政府，检察院农垦分院和农垦中级人民法院享有独立司法权。此外，垦区的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和排污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这样一来，从立法上固定了垦区享有高度的司法权，财政上也实行的收支两条线，总局一把手权力达到了极限。现实操作中，总局下属局、场长的任命，都要通过总局一把手任命，这种体制导致腐败滋生。”前述退休领导说。
2014年7月以来，由国务院研究室、农业部、财政部等中央机构组成的“农垦改革发展重大问题调研组”到全国各地垦区调研，为农垦体制改革铺路。
据有关人士分析，即将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农垦改革或将破局，农垦改革的方向包括推进农垦企业股份化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进和利用民间资本参与农垦企业产权改革等。
黑龙江农垦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更是凸显政企合一的体制弊端。这种体制不断暴露出农场与地方政企关系难以捋顺、内部政企难分难解等问题和矛盾，由此滋生的腐败更是难免。
“政企合一体制不改变，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现象就难以杜绝，也就难免前赴后继的腐败。”黑龙江农垦系统一位退休干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