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达内
的确，在中国舆论场中，有关转基因的话题完全是场混战，常见话题中的左右阵营区分法在这里完全不适用。基于各自对粮食安全、生命伦理、风险评估的不同感受，两人就算是能在绝大多数话题上心心相印引为同道，但是，在此却往往是“子之蜜糖，我之砒霜”。
比如，在农业部那篇《转基因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中，被点名驳斥的不仅有由郎咸平主讲、在广东卫视《财经郎眼》节目播出的《警惕！转基因！》，以及第一财经《解码财商》所做的《转基因食品，你敢吃吗？》，还有环球时报和新华网所刊彭光谦之文《转基因安全要用事实说话》、《靠转基因解决粮食问题是饮鸩止渴》。
再比如，在由林拥军叹息那些公共知识分子跨界发言的之时，京华时报就同时附上了崔永元自动对号入座的回应：“针对被‘挺转’人士质疑为‘外行’，崔永元认为，转基因新技术涉及方方面面，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他去日本时就看到日本政府公开表示转基因农作物被承认前需要听取各位国民的意见，鼓励民众参与投票，并在做鉴定的同时公开向全社会征集消费者的意见和建议。”
其实，从小崔过往的央视节目来看，他就是一个“很难说通”的人。对于61位院士上书要求加快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事件，“崔永元提到，转基因本身是个跨领域的事，农业、医学、环境、定价等相关部门都涉及到，不应由农业部一家说了算。前些天他去日本做调研时了解到，在日本由农林水产省和环境省进行转基因作物生物多样性影响的审查，由农林水产省进行饲料安全审查，由厚生劳动省进行食品安全的审查，多个部门共同监管相互制衡。”
首页推荐此稿之时，凤凰网选取了崔永元对专家们的奉劝作为标题：“崔永元认为，正因为政府不诚信导致的信任危机，要传播转基因就需付出更多成本，应当俯下身来向民众一点一点讲清楚转基因问题，而不是站着说老百姓都是傻子。崔永元表示，转基因作为一个技术是中性的，作为一个先进技术一定要加大力度研究，因为涉及粮食安全，涉及知识产权，要坚决支持中国发展自己的转基因技术，研究上‘一天都不要停’。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一定要谨慎，尤其是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一定要慎之又慎。他希望做生物技术的科学家当少安毋躁，‘虽然你们懂得转基因，但并不懂得社会的全部，这个世界除了自然科学还有人文科学。’”
一位央视主播，之所以能成为新的“反转”代表，直接原因就是他与方舟子的微博骂战。9月7日，方舟子发言鼓励网友品尝转基因玉米，称“应当创造条件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不料此举招致崔永元激烈回应，声称“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
双方大战数个回合。崔永元发挥其赖以成名的口才，以及公共知识分子的看家本领——“发言权包括质疑的权利是宪法赋予的”、“你和你的水军用词真干燥，这就是那些科学家无法和你争论的真正原因，他们在乎学养，也在乎教养”；而方舟子似乎也从来就没在这样的论战中服过谁——“你有发言的权利，但别人也有批评你在胡说八道的权利。在微博上乱放炮不需要资格，但是要质疑科学问题，就需要资格，不一定非要有博士学位，但至少得让专业人士相信你懂行。不然要专业学习干什么，岂不当上主持人就可以包打天下了……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不听世界权威机构的，难道听野鸡机构的？”
要想在科学话题上挑战方舟子，光有勇气可不行。于是，京华时报只能反复念叨“慎重”：“尽管院士们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的建议，或许有普通公众无从了解的专业知识水平的支持，但是，这些专业知识是否足以覆盖转基因水稻的长期和短期的利弊，是否充分考量到了与国家经济安全等大局的融合，尚是疑问。”
根据作者徐立凡的看法，围绕转基因食品的争议之所以迄今难有定论，原因有二：“一方面，转基因食品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在短期内难以完整评估，不同的转基因品种的作用不同，进一步增加了定性难度。另一方面，转基因商品的推广，具有显然易见的商业目的，不少人担心，转基因产品在各个层面的扩张已然与不当寻租捆绑到了一起，以种业公司为中心的利益共同体是出于私利而非其声称的崇高名义为之摇旗呐喊。而国外转基因产品在进入中国时的一些不道德之举，也增加了外界对于转基因产品的负面印象。美国某研究机构在湖南小学选取72名健康儿童试尝黄金大米即是其中一例。”
《且慢扣上“误国”的帽子》——比京华时报更加坚决地表明立场的，是钱江晚报。由评论员董碧辉署名，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对“政府应该特别慎重批准转基因植物商业化”的发言为据，奉劝那61位联名上书的院士“从自己吃起，吃它个几十年，再来为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背书”：“如果呼吁发展转基因是为了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倒也可以理解。可是听起来院士们着急上火的却是转基因产业发展太慢，导致商业发展不起来，以至于影响了科研。你做你的科研，与商业发不发展何干？国家下拨的科研基金不够用，想商业机构拨点？可这样如何能保证科研的独立性呢？听说一些转基因水稻研究团队中的成员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国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又是种业公司的股东，不断从各个层面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有着明显的利益驱动。这个问题能不能给说清楚、交待个明白？”
及至昨天下午，又有法制晚报响应攻势，允许评论作者沿着同一逻辑，将联名上书斥作“抄小道”：“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存在很大争议，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国家开始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美国政府早前虽然曾批准转基因水稻，但美国国内农民由于担心市场抵制而一直不愿种植。因此，对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慎重是对的。窃以为，院士们不要急着‘上书’，应该将重点工作放在科学本身，用证据来说服公众。”
尽管被农业部点名批评了一把，但环球时报并没有气馁，昨日社评《全中国不能为转基因主粮集体试吃》，分明又是在向最高决策者苦苦谏言：“在食品问题上，中国这样大国的政策还是不宜太激进。转基因大米如果在中国商业化种植，中国人主粮的基因变异就走上不归路。目前全球各国还很少有主粮转基因化的，中国的13亿人口贸然走上‘试吃’转基因主粮的第一线，全国为人类的这一技术做‘超级实验’，这决非明智的国策……由于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种植会产生新的利益格局，对它的推动过程确实有可能掺入一些人和机构的利益考虑，而且不能排除对利益的追求发生在有较高科学地位的研究者中间。政府在做这类决策时一定要多听不同意见，要把中华民族的长远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
的确，在“反转”言论中，专家们的商业利益动机一直是猜忌对象。尤其是对那些不可能透彻理解科学风险的普通民众——他们通常被方舟子们讥作“文科生”——而言，会不会成为“小白鼠”一直是担忧所在，尽管像王志安这样的挺转人士已经以甘之如饴的姿态试吃黄金大米，但还是不太能打消“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顾虑。更不用说，转基因之争本就是中国热门议题中阴谋论最为盛行的一个，有关孟山都“灭种祸心”的指控在微博论坛上长盛不衰，笃信者众。
而要说转基因话题能够跨越左右，那么，南方都市报能够与环球时报并肩战斗，大概就是最好的证明了。今晨，这家广东报纸发表社论，同样是向转基因作物在中国的推广事业表达疑虑，只不过，比起商业利益猜忌，这里更多的是对“社会信任缺失”的感慨：“中西方社会中支持与反对的两派所持有的方法论似有不同———西方社会中的主要争议是围绕着转基因作物技术本身是否有害来进行，中国社会中主流民众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将辩论的重点放在了是否‘利国利民’上……从专业的角度出发，真理似乎掌握在少数科学工作者手中，而主流大众则成为反对科学的‘愚众’。然而，转基因作物的研究或许是一个纯粹科学范围的问题，但转基因作物一旦产业化，成为进入千家万户的食品，那问题也就超出了科学的范畴，而成为一个社会性的议题。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大众有了介入讨论的正当性。而显而易见的是，大众的话语很难与科学话语进行对接。只是抛开阴谋论本身，公众之所以对转基因作物疑虑重重，却不仅仅是因为不懂科学，更是因为缺乏对政府-专家系统的信任。”
2012年末发生在湖南衡南的“黄金大米事件”，再次被当作负面教训，“因为研究本身违反了科学伦理、诚信，更加加剧了公众的质疑情绪。而具有美国背景的研究人员介入，更是为种种阴谋论提供了温床。”
所以，南方都市报固然承认，“一些公众已经对政府-专家的结论有了条件反射性的反对——这部分人几乎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听不见任何从政府和专家口中说出来的话，而只是固执己见”，但仍要声明，“既然转基因作物的推广问题成为了一个社会性的问题，那么解决社会信任也就成了超越科学论证本身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张启发院士表示应该回归法规和程序，这的确是唯一有可能解决争议的路径。而亟须指出的是，所谓法规和程序，其掌控者又在政府和专家手中。如何让更多严肃的反对者进入讨论本身，甚至让大众媒体介入，又成为一个充满挑战的难题。更何况，在科学研究的内部，转基因安全性的争议也从未尘埃落定，这使得即便有了公众的参与，想要获得一个告别争议的结论，几乎变得不可能。不过，具体到中国的语境，转基因讨论中的最大变量还在于政府的公信力，假使政府公信力较强，争议将更多地存在于科学范畴，而非社会范畴。”
腾讯责编丁阳也同意，“中国的一些‘特色’导致人们更难相信转基因”：“在转基因问题上，中国首先缺乏的是‘权威专家’和‘权威机构’。所谓缺少‘权威专家’，并非指在生物学方面真的没有造诣高明的学者——即便有这样的学者，也因‘砖家’、‘叫兽’当下的普遍低落名声而毫无权威而言。所谓‘权威机构’也同样如此，即便农业部在转基因问题上已经做出不少努力，不仅做了专题页面，政策法规、申报、审批等必要信息也相对齐全。但如崔永元所说，由于当前整个公权力部门公信力低落，没有多少人会因农业部在官网挺转基因就会被说服——FDA尚且不能让美国人安心，中国农业部更做不到”；“另一个大问题是媒体的报道……许多人只是听到了一些专家意见，但并不能认识整个转基因问题的全貌。媒体报道科学素质的匮乏，很多程度上加深了民众对转基因问题的错误认识”；“最后，中国尤其缺乏的，是理性对话、讨论转基因问题的空间……往往是两边人马各说各的话，把多年来的说法翻来覆去再说一遍，很少人能达成共识。普通民众对转基因问题的认识几乎没有什么提高，在支持转基因的相关新闻留言中基本就是一边倒地骂，再传播一些添油加醋的谣言。”
所以，根据这期首页专题《说服国人接受转基因为何这么难》中的分析，尽管类似“转基因食品商业化以来，没有发生过一起经过证实的食用安全问题”的说法，“每一个字都站得住脚”，但“无论说多少次，对生物技术只是一知半解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会有什么太大作用”：“‘基因’含义早已深入人心——生物遗传密码，是一种与生物本质非常相近的事物。所以，‘转基因’、‘基因修饰’这种字眼，往往给人一种害怕的感觉。比起‘杂交’等其他生物技术，‘转基因’给予人们的那种‘非自然’的感觉，是最为强烈的，这是转基因在全世界都遭遇‘接受难’问题的最重要原因。”
反对“绕过民意”，腾讯也说“应考虑以民众理解的方式来进行推广宣传”，比如，“愿意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农业专家和官员愿意带头试吃转基因水稻，相信能够取得不少效果”——然而，即便如此循循善诱，在这期专题下方所附的投票调查中，截至今日午时，有接近9成的人仍然表示，哪怕专家官员带头，自己还是不愿意吃转基因食品。
所以，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吴孔明也不必指望自己宣布“我家吃的油就是转基因的”，能够真的起到多大示范作用。按照大河报今天对2013年中国作物学会学术年会的报道，吴院士是在诲人不倦地强调提“转”色变是多么不科学：“若存在风险，就不能上市，若没有风险，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这种技术？”
根据同于今晨发表的新京报报道《农业部拟有计划推进转基因产业化》，“下一步农业部将加大科普宣传，为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产业化应用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并加快转基因生物管理法规修订”。所附《猪“试吃”转基因米试验安全》中，则是引述试验专家的说法，声称采用猪做试验能更大程度反映出转基因大米对人类食用的安全性，“试验用猪在90天喂养期间，无中毒或死亡现象，皮毛顺滑，行动灵活，饮食正常，生长发育状况良好。”
可是，@作家崔成浩又来带领大家一起吐槽了：“猪吃转基因大米90天，没有中毒和死亡，于是教授得出结论：人吃也安全。我笑了，猪吃泔水一辈子安全，你们这些教授也吃吗？”
的确，在这种恐怕只能用“民粹”来形容的情绪面前，一些坚定的挺转人士都快要绝望了。@土摩托就已经失去了耐心，在他看来，像崔永元这样的人就是“怨妇逻辑”：“你不用爱科普，我就不信科学。”
刘远举更是嘲笑对方像是100年前食古不化的义和团，“说白了，还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变种”：“所谓放下身段向老百姓讲道理，不正该是崔永元所在的这个群体该做的事情？那么他该做的就是学习科学，而不是用社会去对抗科学，最后演变为个人面子之争。”根据这位专栏作家月前在腾讯发表的文章《“转基因”背后没有惊天阴谋》：“稍微留意一下就能发现，目前反对转基因的都是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在最近的一次较为正式的会议上，就闹出了反转人士把‘混血’说成‘杂交’的笑话。出席正式辩论的都是反对转基因群体中的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他们尚且闹出这种低级笑话，其他那些上不了台面的言论有多不靠谱，可想而知。”
然而，就这样陷在无边无际的口水战中，终究不是个办法。之所以说中国政府似乎是在尝试着破解“误国”僵局，还不仅仅在于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为“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提供铺垫，还因为光明日报昨天也已出动，将反科学思潮与转基因之争定义为“学术争论的底线”：“转基因作物问世已近30年，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也已长达17年……但是，对此科学文明的重大成果，近年却在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急需创新驱动的中国备受非议和攻击。应当指出，目前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因对相关知识和技术比较熟悉或了解，绝大多数都支持转基因技术发展。其他学科，如环境科学、社会科学界一些专家对转基因安全风险存有疑虑，但其中很多人也声明并非反对技术进步，只是希望加强评价和监管。即便有少数专家不赞同转基因技术，也属于正常现象，只要是积极的、理性的学术争论，也会有利于生物技术的进步和完善。然而，值得重视的是，时至今日，国内仍有少数人罔顾事实，不断炒作那些早已被国外权威学术机构否定、毫无科学依据的所谓‘转基因安全事件’，以误导社会舆论和搅乱公众思想；曾作为西方反科学思潮根基的‘技术恐怖论’‘阴谋论’‘利益驱动论’等至今仍四处翻版，谬种流传。特别需要高度警惕的是：社会上极少数人对生物科学一无所知，却以反对转基因为借口，肆意制造和散布妖魔化转基因的各种离奇荒诞的谣言，竭力煽动公众的不满情绪。”
快刀斩乱麻。借由这份二号党报的版面，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已经用上了最有标志性的动机指控，并获新浪首页展示：“少数人目前在转基因问题上别有用心，从本质上讲已非不同学术观点之争，而是一种反科学思潮的真实反映；发生在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的这股反科学思潮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